你坐下来,点击“播放”,映入眼帘的不是一段采访,而是一幅全景图。科琳娜·克莱因与迪特里希·克林哈特对话,短短几分钟后,你便明白:这绝非一场平淡无奇的医学闲聊。这是一场包罗万象、包罗万象的访谈。这场对话仿佛是在新冠疫情、意识、创伤、媒体批判、灵性以及一个悄然却挥之不去的问题——我们是否集体丧失了理智——交织而成的雷区中穿行。
克林哈特回顾了五十多年的行医生涯,谈吐间透着一位阅历丰富的人的沉稳。或许他的确如此。他的基本论点简单却令人不安: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,也改变了我们的生理机能。媒体的持续轰炸、永久的感官超载、大脑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。睡眠?一种奢侈。安静?令人怀疑。只有那些不断接收新鲜、强效信息的人才能保持清醒。欢迎来到神经仓鼠轮的时代。
然后新冠疫情来了。当然了。克林哈特说,以前科学影响政治。新冠疫情期间,这种关系颠倒了。政客们决定科学应该说什么;其余的都被审查了。真相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。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网络隐身的魅力。会议上的起立鼓掌并非个人崇拜,而是表达感激之情。感激那些试图提供指导的人,而其他人却把感染率当成彩带一样随意抛洒。
讨论继续围绕病毒、实验室、电磁场展开,并探讨了传染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单一这一观点。同一种病原体,却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疾病进程。克林哈特指出,免疫系统、营养物质和个体抵抗力至关重要。维生素D、维生素C,以及增强韧性而非恐慌,才是关键所在。这些知识本应早已为人所知,却被媒体刻意隐瞒。有人认为,媒体更像是帮凶而非批判者,将舆论塑造视为一项付费服务。戴上口罩,却不思考。
这一点,或许在此之前,就已经很明显了,这场对话的目的并非为了安抚人心,而是为了扰乱思绪,挑衅质疑,播下怀疑的种子。克林哈特谈到了环境因素、电磁污染,以及疾病模式的改变——因为细菌也需要生存。死亡对它们来说并非好事,即使对病毒而言也是如此。如今的新常态是喉咙痛,而不是裹尸袋。某种程度上,这算是进步吧。
但真正的核心在于更深层次。创伤。心灵。身体。克林哈特将人类描述为多层次的存在。肉体、能量层、精神体——以及最重要的,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宗教的某种东西。他说,疗愈并非一蹴而就。那些只关注症状的人忽略了整个系统。创伤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。被压抑的愤怒最终会沉积在肝脏,恐惧会沉积在肾脏。身体不会忘记任何事情。它会储存。耐心地。怨恨地。
这里的对话近乎诗意。治疗器官时,记忆涌上心头;一旦触及身体,情感便会浮现。这并非故弄玄虚,而是合乎逻辑。人类既是自身经历的档案库,也是压抑记忆的高手。
然后,还有一种层面,即使是铁杆理性主义者也会在座位上坐立不安。意识。振动。精神场。克林哈特谈到影响思想和行为的集体精神场。共识现实,由媒体、恐惧和重复创造。好人突然做出他们自己都无法认同的事情。新冠疫情是催化剂。这未必是事先计划好的,但却很有效。人类是可塑的,尤其是在恐惧之下。
德国在这件事上表现不佳。并非作为一个国家,而是作为一种心态。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。渴望成为“好人”。服从成为一种道德准则。邻里之间互相举报。并非出于恶意,而是出于责任感。历史不会重演,但它会押韵。而有时,这押韵竟笨拙得令人震惊。
有时会陷入沉默。当克林哈特谈及死亡,谈及摆脱恐惧,谈及一个坦然接受自身终将一死的人更难被操控。恐惧是杠杆,过去如此,现在依然如此。谁能摆脱恐惧,谁就能挣脱它的束缚。
最终,没有现成的方案,没有清单,也没有“这样做一切都会好起来”的答案。剩下的只有不安,以及一份邀请:仔细观察,识别模式,不放弃责任——不交给政客,不交给专家,不交给算法。
这次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他人,而是为了唤醒人们。这或许正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。

15 年来,“地穴中的德莱文传说”一直令人着迷,幽默、严肃的新闻——针对时事和新闻政治中不平衡的报道——和僵尸的乏味混合,点缀着许多艺术、娱乐和朋克摇滚。 德莱文已经把他的爱好变成了一个无法归类的流行品牌。








